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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鲟(命运堪忧的中华鲟)

美食百科2023-09-10阅读:0

恋家的游子

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水域和长江中下游的干流内。其体形硕大,体长可达4米,体重超过700千克,寿命可超过40年,在长江中的洄游距离可达2 800千米以上。20世纪后期,由于过度捕捞、环境退化,以及筑坝、航运和水污染等人类活动的影响,中华鲟自然种群的规模急剧缩小。1988年中华鲟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1997年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II;2010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入极危级(CR)保护物种。

中华鲟起源于白垩纪,是非常古老的鱼类之一,在研究地球气候变化和鱼类演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中华鲟作为一种大型江海洄游性鱼,是海洋与河流信息和物质交流的重要纽带,同时也是反映海洋和河流生态状况的重要指示性物种。保护中华鲟对于维护水生生物多样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葛洲坝下捕获的中华鲟成鱼(拍摄于21世纪初)

中华鲟是典型的江海洄游性鱼类,在海中长大,即将成熟时会在每年7~8月进入长江口,溯江而上开启跨年的洄游旅程。期间,它们会停止摄食,依靠体内的脂肪提供能量并完成性腺的最后成熟,于次年10~11月到达金沙江下游和长江上游(葛洲坝截流前)或葛洲坝下(葛洲坝截流后)产卵繁殖。受精卵在产卵场孵化后,鲟苗会随江水漂流而下。第二年4月中旬至10月上旬,可以在长江口看到7~38厘米长的中华鲟幼鱼,之后幼鱼会进入海洋生长。亲鱼产卵后一般也会立即返回海洋,在海洋中经过2~3年的索饵育肥后再次进行生殖洄游,就这样周而复始。中华鲟这种执着的回归习性,就像海外游子对祖国和故乡怀着深深的眷恋。1963年,我国著名鱼类学家伍献文教授称其为“中华鲟”,也叫“爱国鱼”。

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现状(拍摄于2016年7月)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截流以前,中华鲟的产卵场分布于牛栏江以下的金沙江下游和重庆以上的长江上游江段(范围约600千米),主要产卵场就集中于金沙江下游到长江上游的屏山-合江江段,已知的产卵场多达16处。1981年1月4日葛洲坝截流以后,长江中华鲟原有的产卵洄游通道被阻断,1983年首次证实中华鲟能够在坝下进行自然繁殖活动。后来,许多学者分别采用食卵鱼类解剖、超声波遥测和江底采卵等 *** ,确定了中华鲟的2处产卵场,但仅在1处产卵场每年观察到自然繁殖活动,即葛洲坝至庙咀江段长约4千米的产卵场。

据研究人员估算,20世纪70年代中华鲟的繁殖群体数量在1万尾左右,80年代约1 300~2 200尾,90年代约400尾,21世纪初则在200尾左右,2009年以后,资源量继续下降到不足200尾。近几年,葛洲坝下中华鲟繁殖个体数量已下降至不足100尾。

坎坷的回家路

中华鲟成鱼从海洋洄游到产卵场,再从产卵场返回海洋,共约3 400千米的路程,历时近2年,航运、误捕和偷捕等人类活动都可能对其生命造成巨大威胁,可想而知,它们的旅途艰辛而坎坷。

近年来,由于长江通航货运量增加、船舶吨位提高和螺旋桨吃水变深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在长江中不时发现被过往船只撞伤或撞死的中华鲟。以葛洲坝下河势调整工程为例,施工期间就发现6尾受伤致死的中华鲟。据初步统计,在为科研而捕获的中华鲟成鱼样本中,约有50%的个体存在明显的机械外伤。科研人员深入研究发现,中华鲟有在水体中连续上、下的游泳行为,并经常跃出水面。中华鲟的这种行为与其生理结构密切相关:与其他鲟鱼一样,中华鲟的鳔缺少分泌气体的生理机制,在较深的淡水环境中需要上浮至水面吞咽空气以使鳔充气保持浮力。这也是鲟鱼经常被船只撞伤的主要原因。

中华鲟体表的机械外伤

人们的误捕也使中华鲟的旅途充满了凶险。长江中下游的渔民在正常的捕捞作业中,偶尔也会捕到洄游途中的中华鲟,如果渔民处理得当并向渔政部门及时汇报,误捕的个体便可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护,不至于丧命;但如果处理不当,就容易造成中华鲟个体的死亡。2014年11月15日,在武汉新洲长江阳逻段双柳街附近江段,一尾巨型的野生中华鲟(后被人们称为“后福”)被渔民误捕,全身尤其是头部受伤严重且处于侧翻失衡状态。经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以下简称:长江所)专家50多天的救护后,后福的身体有所恢复,后被运至北京海洋馆进行后续的康复饲养。当然,并不是每尾被误捕的中华鲟都能这么幸运。

运送至北京海洋馆进行康复的中华鲟“后福”

此外,一些渔民的非法偷捕对中华鲟的危害也十分巨大。据新华网报道,2006年10月~2008年10月间,湖北宜昌当地两渔民在葛洲坝下偷捕贩卖10尾成年中华鲟,给中华鲟繁殖群体资源造成了巨大损失。虽然后来参与偷捕贩卖的有关人员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已经给中华鲟繁殖群体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消失的“产房”

自从葛洲坝大江截流工程合龙以后,1981~2012年共30多年的时间里,每年都可在葛洲坝下近坝江段发现中华鲟的自然产卵活动,每年产卵活动的位置仅限于葛洲坝至庙咀这段长约4千米的江段。就产卵批次和规模而言,有的年份仅有1次产卵活动,有的年份则有2~3次产卵活动;有的年份产卵量大,有的年份产卵量小。这是目前为止唯一已知的中华鲟产卵场,也是中华鲟自然种群得以延续的希望所在。

2013年,长江所等4家国家级科研机构在葛洲坝下江段开展了2个多月的调查监测,却始终未发现中华鲟的自然产卵活动。2014年5~8月,相关科研机构又对长江中下游和长江口误捕中华鲟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未发现中华鲟幼鱼的迹象。通过这两方面的调查结果可以确定,2013年秋季中华鲟未在葛洲坝下产卵场内进行产卵活动,这是自1981年以来首次出现的现象。

2014年秋季,同样未在葛洲坝下江段发现中华鲟的产卵活动。但是,2015年5~8月,在长江口陆续出现了大量中华鲟幼鱼,并且,中华鲟幼鱼首次出现的时间和规格有别于往年,这似乎预示着中华鲟产卵场的位置和产卵时间发生了一些改变。2015年秋季,在葛洲坝下江段仍未发现中华鲟的产卵活动。至2016年9月,长江中下游和长江口仍未见中华鲟幼鱼出现的迹象,由此可以基本断定2015年秋季中华鲟仍无自然产卵活动。这似乎预示着中华鲟种群的延续正面临严重的危机。

中华鲟产卵场示意图

造成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活动中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简而言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蓄水以后,其调度过程造成葛洲坝下的水文节律,特别是水温过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中华鲟将要产卵的秋季,由于“滞温”效应的影响,葛洲坝江段的水温下降到适合中华鲟产卵水温(17~20℃)的时间相比以前推迟了大约20天,中华鲟的产卵时间不得不一推再推,最终影响产卵活动。此外,现有研究表明,中华鲟的性腺发育过程需要一段低水温期,而三峡蓄水运行打破了中华鲟性腺发育所需的周年水温节律,从而对中华鲟的性腺发育也造成一些不利影响。

二是近年来中华鲟繁殖群体的数量明显下降,能够进行自然繁殖的个体数量明显减少。据估算,目前葛洲坝下中华鲟繁殖个体的数量仅有50尾左右。

三是葛洲坝下河势调整工程、宜昌至喜(庙咀)长江大桥等工程的建设改变了现存唯一已知的中华鲟产卵场的环境,对其繁殖群体造成了不利影响。

危险的成长路

中华鲟的仔鱼从葛洲坝下的产卵场孵出后随水漂流,在长江中下游约1 700千米江段上洄游。但是,旅途仍然暗藏危机。

沿江工业迅速发展,排放的废水导致局部水域污染严重。20世纪80年代已有研究表明,中华鲟的幼鱼中已发现慢性疾病,表现为患病幼鱼体色加深、鳃部充血、肝脏肿大,有些个体甚至已发生不同程度的肝组织癌变。2003~2005年,研究人员对13尾中华鲟亲体组织的7种麝香类人工化合物(属于内分泌干扰物质)残留量进行了研究,发现这7种麝香类物质含量均较高,尤其在脂肪组织中含量更高,并且其含量随中华鲟年龄的增加而上升,暗示着长江及其近海的环境污染可能是导致雌雄性比上升的原因之一,甚至导致中华鲟种群的衰退。此外,外来养殖鲟种大量入侵长江,挤占中华鲟的生态位,也给土著种中华鲟的生长带来了极大威胁。

不仅如此,长江口及其周边地区高强度的开发给中华鲟幼鱼的生存造成了巨大压力。长江口区域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土地资源严重不足,河口和海湾滩涂围垦造地成为新土地的主要来源,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中华鲟索饵场快速且大规模的丧失。再者,长江口及其邻近水域水质低于国家四类海水质量标准的面积已超过60%,那里是中国近海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实验研究表明,水体中的重金属,如铜和铅等,对中华鲟幼鱼有毒害作用。此外,长江口及长江中上游重大水利工程的建设,如三峡工程等,改变了长江口径流和泥沙含量的时空格局,从而间接对中华鲟幼鱼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

希望并不渺茫

2009年以来,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中华鲟研究所、长江所等单位相继突破了中华鲟的全人工繁殖技术。自然繁育的子一代中华鲟,再经过十多年的人工培育,其性腺已发育成熟,可以再次通过人工繁殖培育出子二代中华鲟。这意味着中华鲟种群的延续可以不依赖于自然群体资源而进行,这给中华鲟种群的延续带来了新的希望。此后,中华鲟研究所、长江所等单位持续开展了中华鲟子二代的人工增殖放流工作,虽然目前放流的数量还比较有限,但放流鱼的大小相比之前明显增大,放流鱼的成活率也有明显提高。

长江培育出的子二代中华鲟(拍摄于2012年12月)

自2013年在葛洲坝下首次未发现中华鲟的自然产卵活动之后,农业部于2015年9月正式印发了《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2015—2030年)》。2016年5月21日,中华鲟保护救助联盟在上海成立。2016年6月,农业部起草了《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代拟稿)》,拟提请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同时,有关部门也在积极推动长江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和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在长江流域推动渔民转产转业等工作,这些都为中华鲟的保护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此外,2015年秋季,长江所等4家科研单位在长江中游1 000多千米江段的调查表明,部分江段仍有中华鲟成鱼聚集分布,这似乎预示着某些江段仍有较好的中华鲟栖息条件,中华鲟成鱼的数量也许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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